孟子论为政者的仁爱与责任
人们通常理解的性善论，是说每个人都有善性，或者说人具有成为好人的潜质。这种从道德范畴理解孟子的“性善论”，不能算错，但孟子的性善论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。就《孟子》文本来说，善的最终考量标准要落到为政者是否尽到了“民之父母”的责任之上。
为民父母，要有“不忍人之心”。如果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，立即会激起“怵惕恻隐之心”。“怵惕恻隐之心”，是人看到他人或者其他生命面临死亡或危难时，内心受到刺激而产生的疼痛感。孟子发现，这种“不忍”之心就是人的潜在善根，是人的本能，“良知良能”。孟子讲的“求放心”，王阳明讲的“致良知”，皆是以此为根底。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记载，孟子到齐国，劝齐宣王“保民而王”。齐宣王对于自己能否实现遥远又美好的目标，心里没底。孟子鼓励说，“你”可以做到。有人牵一头牛从王面前经过，说是要杀了牛，用牛的血祭钟。当时，王见到牛在打哆嗦，遂心生怜悯，就对牵牛的人说，牛没有罪，为什么要杀掉去祭钟呢？牵牛的人说，不用牛，用什么祭钟呢？王说，放了这头牛，杀一只羊去祭钟吧。孟子对此分析道，不想杀牛，是看到牛害怕，心生“不忍”，但又不能废祭钟之礼，于是杀羊代之。由于没有见到羊被杀时也害怕的样子，也就不存在对羊的“不忍”，这样做还维护了祭钟之礼，正是“得以两全而无害”。
孟子发现了王见牛的“不忍”之心，这是判断王具有行仁政能力的重要依据。人虽然与禽兽异类，但是人与禽兽都有生命。如果君子对于禽兽有不忍之心，那么，对于同类，“不忍”之心应该更强烈。孟子论证“不忍之心”的前提是“见”。这与论证“孺子将入于井”的思路是一样的。“见”与“未见”给人带来的内心感受不一样。“见”而“不忍”，即有“仁之端”，具备行“仁政”的前提。反之，如果“见”而能“忍”，则为政者就不符合孟子心目中的标准。
孟子又与齐宣王讨论了“非不能也”与“而不为也”的问题。应该去做，又可以做到，而不去做的事，就是“不为”。不应该去做，也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是为“不能”。既然对牛有“不忍”之心，就有了仁爱之端，具备了行仁的基础。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”孟子质疑王，“你”是“不为”，不是“不能”。既然在为政者的位置上，“发政施仁”就是国君应该做的，也是可以做到的事。为政者应该做的，自然就是为政者的责任。做到了，就是尽责，不去做，或者做了没有做到，就是没有尽责。没有尽责的根本原因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缺乏仁爱之心，即没有把对于禽兽的不忍，推恩到百姓身上。
齐宣王或许被孟子描绘的仁政蓝图打动了，就请孟子教他如何做。孟子说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”至于老百姓，如果没有“恒产”，就没有“恒心”。百姓没有恒心，就会放纵自己，做出邪恶的事情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。等到百姓犯了罪，然后官府去抓他们，依刑律处罚，这看起来符合治理之道，但孟子说，百姓之所以犯法，是为政者没能施行仁政，导致他们迫不得已去犯法。如果百姓犯了法，受到处罚，这就是陷害百姓啊！孟子劝齐宣王抓住治国的根本，以“不忍”之心，施行“仁政”，“制民之产”，使“五十者可以衣帛”，“七十者可以食肉”，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”，“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”。
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是对以士君子为代表的为政者的要求。孟子认为，士君子修身养德，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与文化使命的承载者，那么，恒心与毅力按道理必然要比百姓坚定。恒心即常心，无论身处什么境地，都可以自我约束，遵守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。也就是说，为政者要有“不忍”之恒心，但是不能强求百姓也有“恒心”。士君子为政，就如同农民种田，各司其职。如果百姓没有田产（恒产），就会失业。没有恒产的百姓，将会走向何方？这是士君子应该替百姓考虑的问题。百姓在恒产的前提下，安分耕作，缴纳赋税，养活为政者。因此，为政者要尽心尽责地“制民之产”，保障百姓的生存与生活。百姓的生存与生活如果出了问题，首先不是百姓的责任，而是为政者的责任。按照孟子的论证，百姓流离失所，“放辟邪侈”，犯法之后，官府去抓，那就是罔民。罔民即是为政者失责。
可见，孟子论述的“不忍之心”“仁爱之心”，虽有“人皆有之”的表述，但是其落脚点不在于要求百姓都能做到，而是要求为政者必须做到。如果为政者没有“不忍之心”，就缺乏“仁爱之心”，没有仁爱之心，当然无法“推恩”于百姓，也就无法承担其作为为政者的责任。梁惠王虽然采用了一些为民举措，但是孟子认为只是“五十步笑百步”而已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从《孟子》文本看，孟子阐释的性善论与其仁政学说密不可分。《孟子》书中，孟子与梁惠王、齐宣王、滕文公的对话，主要内容是阐发“保民而王”的仁政学说。孟子的良苦用心在于，试图说服当时的国君做一个有责任的“为民父母”的仁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孟子的性善论主要在于说服为政者要有“仁爱之心”，而这颗“仁爱之心”的检验标准，就是为政者是否尽到了自己的“责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