龚自珍

龚自珍：(1792-08-22～1841-09-26),中国思想家、文学家。字尔玉，又字璱人；更名易简，字伯定；又更名巩祚，号定盦，又号羽琌山民。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。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，好读诗文。8岁起习研经史、小学。12岁从段玉裁学《说文》。早年所作诗、文、词已显出文学才华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)应浙江乡试，始中举。次年应会试落选，二十五年(1820)开始入仕，为内阁中书。此前，他曾从刘逢禄学习《公羊传》，写出《明良论》、《乙丙之际箸议》、《尊隐》、《平均篇》等政论文。道光九年（1829），第六次会试，始中进士，时年38岁。在此期间，仍为内阁中书。道光十五年，迁宗人府主事。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。两年后，又补主客司主事。48岁，辞官南归（道光十九年，1839）。50岁，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。

龚自珍手迹

  思想 龚自珍生活在清王朝逐渐走向没落的时期，国内矛盾日益尖锐，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加深。他是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，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。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。30岁前后，开始严厉批判并最终坚决抛弃了正统派考据学，而接受今文经学《春秋》公羊学派的影响。但他也肯定考据学有用的部分；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“恶习”，主张“经世致用”。他的思想总体而论比较复杂，有时充满矛盾。
  在政治上，龚自珍主张“更法”，反对恪守祖宗成法。指出清朝表面上文恬武嬉，繁华兴盛，实际已进入衰世。认为有清以来，皇权太重，造成臣子的奴性。抨击晋升官职论资排辈，人才流散四方。提出厚俸养廉，科举增设策论，晚年更主张改革内阁制度。
  在哲学上，他虽然批判了神秘的阴阳、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说，认为天象皆有一定规律，但又相信天有意志，并肯定鬼神的存在；他强调“人”的作用，坚决否定“圣人”和天理创造和主宰世界的论调，但又错误地认为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间的一切都是“人”的自我创造。在认识论上，他把“知”与“觉”截然分开，认为“知”是对客观具体事物的认识，是“有形”的；“觉”是先验的认识，是“无形”的。他批判先验的性善论，以为人性无善恶，善恶是后天环境造成的。这一思想后来未能贯彻到底，而与“佛性”混为一谈。龚自珍注重《周易》的穷变通久论和《公羊》“三世”变易观，认为社会历史不是凝固不变的，而是循着据乱世—升平世—太平世，或治世—衰世—乱世的轨道而不断地变化。但他把社会历史的变化只看作是“渐”变，而且是“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”的单纯循环。
  在经济上，他在《平均篇》中认为官吏和商人超越本分攫取大量社会财富，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，主张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人们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。在《农宗》篇中，他提出在农村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“农宗”制度，把农村中的社员分为“大宗”、“小宗”、“群宗”和“闲民”4个等级。主张实行宗法受田制，按宗法分田：大宗百亩，小宗、群宗二十五亩，其余闲民为佃农。这一土地方案，含有抑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的意思。但他在《农宗答问第一》及《农宗答问第四》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。龚自珍的“农宗”方案，实际是自然经济的模式。主张大宗以其农副产品与所需要的工业品实行物物交换。他还主张实行长子继承制，认为只有长子继承“百亩”之田，才不会导致“数分则不长久”的后果。他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，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。
  他还研究地理学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，撰《蒙古图志》，完成了十之五六；写《西域置行省议》和《东南罢番舶议》，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。后来更主张严禁鸦片，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，并驳斥了僚吏、幕客、游客、商贾、绅士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。
  他继承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观点，但更扩大、通达、完整。他把古代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，并以当代史官即历史家自任。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，在于史官能站得高，从全面着眼，作客观的、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。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“当今之务”联系起来，应用《春秋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、发展的观点，在“尊史”的口号下，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。
  文学创作 龚自珍的文学创作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。他认为文学必须有用。指出儒学、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，就是“有用”。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，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，文章、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。
  龚自珍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，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、社会形势，发抒感慨，纵横议论。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，到47岁，共有诗集27卷。今存600多首，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，主要内容是“伤时”、“骂坐”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的一首《咏史》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。诗中咏南朝史事，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，庸俗苟安，埋头著书，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，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：“田横五百人安在，难道归来尽列侯？”晚年在著名的《己亥杂诗》中，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、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，而且也看到人民的苦难，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内疚。
  其抒情诗表现诗人深沉的忧郁感、孤独感和自豪感。如道光三年(1823)的《夜坐》七律二首，“一山突起丘陵妒，万籁无言帝座灵”，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，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，抒发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。他常常用“剑”和“箫”、“剑气”和“箫心”寄托思想志向。“一箫一剑平生意，负尽狂名十五年”（《漫感》）；“少年击剑更吹箫，剑气箫心一例消”(《己亥杂诗》)；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，深为苦闷。
  龚自珍诗的特点：(1)政论、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。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，又是议论，但不涉事实，议论亦不具体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，提出问题，抒发感慨，表示态度和愿望。他以政论作诗，但并不抽象议论，也不散文化。(2)丰富奇异的想象，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。在他的诗中，“月怒”、“花影怒”、“太行怒”、“太行飞”、“爪怒”、“灵气怒”等，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，动人耳目，唤起不寻常的想象。又如《西郊落花歌》描写落花，使引起伤感的衰败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，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(《己亥杂诗》)，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。“天命虽秋肃，其人春气腴”（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触，得十五首》），从没落的时代中，也看到新生的一面。(3)形式多样，风格多样。诗人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，自杂三四言，至杂八九言，皆用之。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，七言的近体诗，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。一般趋向不受格律束缚，自由运用，冲口而出，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。作于道光十九年(1839)的《己亥杂诗》315首，独创性地运用七言绝句的形式，内容无所不包，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，历历如绘，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。可以作为一首诗读。由于作者充分地、富于创造性地运用，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、最简单、最集中的描写事物、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。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，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，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。“从来才大人，面貌不专一”（《题王子梅盗诗图》），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。他的古体诗，五言凝练，七言奔放；近体诗，七言律诗含蓄稳当，绝句则通脱自然。(4)语言清奇多彩，不拘一格，有瑰丽，也有朴实；有古奥，也有平易；有生僻，也有通俗。一般自然清丽，沉着老练，有杜韩的影响，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，或含蓄曲折太甚，也不免有艰深晦涩的缺点。
  其文名在当时高于诗名，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，目为禁忌，不敢逼视。除几组学术论文外，重要的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。有些“以经术作政论”，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，诋排专制”（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。这些文章都是用《春秋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，引古喻今，以古为用。如《乙丙之际箸议七》、《乙丙之际箸议九》和《尊隐》等，都是公羊“三世说”的运用。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，如《明良论》；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，如《平均篇》、《西域置行省议》、《对策》、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等。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，如《捕蜮》和《病梅馆记》等。还有许多记叙文，记人、记事、记名胜、记地方，如《杭大宗逸事状》、《书金伶》、《王仲瞿墓志铭》、《书居庸关》和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等，内容不同，都富有现实意义。龚文的表现方法也很特殊。一般很简单，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，有的直率，有的奇诡。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。有的散行中有骈偶，有的瑰丽，有的古奥，甚至偏僻、生硬、晦涩。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，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，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。
  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。谭献认为龚词“绵丽沈扬，意欲合周、辛而一之，奇作也”(《复堂日记》二)。实际上，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，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。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，如〔鹊踏枝〕《过人家废园作》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；〔凤凰台上忆吹箫〕《丙申三日》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；〔浪淘沙〕《书愿》写愿望，略同《能令公少年行》；〔百字令〕《投袁大琴南》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；〔湘月〕《壬申夏泛舟西湖》写思想上剑气和箫心的矛盾，有志于作为，又思退隐，留恋山水。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，抒写缠绵之情，成就远逊于诗。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：“不能古雅不幽灵，气体难跻作者庭。悔杀流传遗下女，自障纨扇过旗亭。”（《己亥杂诗》）他所谓气体，就是风格，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。
  本集和版本 龚集传世版本甚多，最初有《定盦文集》3卷、《余集》1卷，附《少作》1卷，道光三年自刻本。《己亥杂诗》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。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，魏源所辑《定盦文录》12卷，又考证、杂著、诗词12卷（《定盦文录叙》），无刻本。后有《定盦文集》3卷、《续集》4卷，同治七年吴煦刻本。
  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》排印《定盦文集》,4册，涵芬楼影印《定盦文集》3册，均吴煦本。光绪以来至清末，传本益多，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《定盦文集补编》4卷；以“全集”名者，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《龚定盦全集》；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《精刊龚定盦全集》；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《校订定盦全集》10卷；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《定盦全集》等。民国以后，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《龚定盦全集》；1935年王文濡编校、国学整理社本《龚定盦全集》；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《龚定盦全集类编》等。1959年王佩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《龚自珍全集》，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，分为11辑，第1至第8辑为文，第9、10辑为诗，第11辑为词。